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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11-14 17:36:01  【字号:      】

wwwa0000.com_wwwa0000.com_【管理网入口】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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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中国内地4月报告法定传染病91万余例#标题分割#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亚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6462例,死亡2005人。  国家卫健委消息称,在4月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此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  同期,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2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29246例,死亡1989人。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26种。官方对此类传染病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4月报告的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

寻找楚长城 | 中国国家地理网#标题分割#谈到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当属楚长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修筑的长城。但它的具体位置、形态、修筑年代等,多少年来一直充满了争论。本文作者税晓洁耗时十多年,几乎走遍了传说中楚长城的全线,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地方志、古籍和考古资料,试图穿透笼罩在其上的重重迷雾,对被罗哲文先生所说的中国长城系列中“永远的谜”——楚长城,做出自己的探索。在河南境内,在湖北陕西交界处,一条条或石砌或土堆的残墙矗立在无人的山野之中,默默无闻,毫不起眼,任凭岁月打磨掉它们曾经的光彩,任凭风雨将它们侵蚀得日渐沧桑。直到有一天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它们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显赫一时的“楚长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用或好奇或膜拜的眼光重新打量起它们来。摄影/田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参观北京慕田峪长城时,好奇地向陪同他的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询问:“这是不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董耀会答道:“不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楚长城。”那么,楚长城是什么样子?它在哪里?既然被称为“最古老”,它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何时呢?现在,提到长城的样子,一般人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些有着青砖城墙、巍峨敌楼、雄伟关城的长城,多为明长城;而提到长城的历史,目前人们广为所知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抵御北方的“戎狄”,下令修筑的秦长城。但你是否知道,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北方修建万里长城的同时,曾下令拆毁齐、楚、魏、赵、燕等国在各自边境上修筑的互相防御的“长城”,以利国家统一。也就是说,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就已有“长城”被修建。而其中最古老的长城,有专家考证,很可能当属楚国修筑的楚长城。东汉人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文字:“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即楚长城最早被叫做方城。而在《左传》中最早记载楚长城发挥作用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僖公四年夏(公元前656年),在齐桓公率七国联军伐楚之战中,楚国使臣屈完以“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阻退诸侯之师。除此之外,在《史记》、《国语》、《战国策》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中都能找到记录楚长城的文字,但因地面遗迹留存不多,很长一段时期内找不到关键的考古证据,因此对上述这些楚长城的文字记载,也有许多专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关于楚长城是否存在?具体位置在哪里?形制究竟是怎样的?学者们一直充满了争论。湖北省竹溪县锦鸡寨地处与大山余脉相连的独立山体之上,现存建筑属明清时期。寨墙用块石砌筑,依山而建,寨门朝北,进门有一弧形碉堡,残存二层,高约7米,有方形瞭望孔,均内大外小,长宽约0.5米。它是否为后人在楚长城的基础上重修加固、再次利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无心偶遇,我见到了被明确标为“楚长城”的长城2003年的一天,我为漂流汉江做前期调查时,开车行驶在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通往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公路上。行至两省交界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段“长城”,它是典型的明长城制式,两翼是厚重的青砖城墙,城墙上筑有连绵的垛口,中间是一座雄伟的关城,城门洞上题着的却是两个魏碑体的大字——“关垭”。305省道从门洞中贯穿而过,其上一辆辆汽车川流不息。《诗经·小雅·出车》有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有学者考证,这段文字就是关于我国“长城”的最早记载,并言明北方长城的作用在于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掠。从公元前7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征战不断,于是各国纷纷在自己的边境筑起长城以自卫。关于先秦时期各国长城的具体位置、修筑年代等,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争论,我们在图中标明的修筑年代和位置,也只是其中的一家之言。我对这段明显是现代仿作的长城产生了兴趣,于是停车细看,却发现这里赫然被标注为“楚长城”!门洞边竖着一座碑,上面写道:“……关垭为楚国边塞,两山夹持,一道中通,为楚长城之险要关隘……”落款为“竹溪县人民政府,公元二〇〇〇年九月”。修筑于公元2000年的“楚长城”,怪不得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我想,这又是一座牵强附会的“人造古迹”吧。沿着新修的水泥地面,我在这段短短的“长城”上随意走走,不料却有了新发现:极目四顾,关城两边尽是连绵的土垄,俨然是残墙形状,其上青苔斑驳,很多老树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墙中,土墙还不仅一道,而是有好几道,依稀围成一座瓮城的形状。难道这座遗址不是牵强附会的凭空建造,而是真的有据可依?我不由收起了小觑之心,转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竹溪县文化馆,我得知这里珍藏有已故文物工作者尹知乐先生留下的楚长城遗址手绘图,老先生在其中标明“楚长城”由“竹溪、竹山、丹江口,到邓县、淅川、镇平、内乡、南召、栾川、嵩山、鲁山……”研究长城的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在其所著《长城》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从今天湖北的竹山县开始,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总长将近一千里。从地理位置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的都城郢都的西北和东北面,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韩、魏的进攻是恰当的。”这些资料,都成了我其后“寻找楚长城之旅”最初的、也是最基础的指引。历尽艰辛,第一次寻找楚长城之旅在失望中落幕2006年初,我来到陕西省白河县,据传在县境内的山岭上残留有很多段古长城。因为这里与湖北竹山县接壤,在战国时代时而属于秦时而属于楚,成语“朝秦暮楚”原本说的就是这一带,所以要寻找文献中提到的从竹山县开始的楚长城,是绕不开这个区域的。上山采访前,我经人介绍拜访了白河县县志办的主任艾文仲。艾先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年前编修《白河县志》时,对山上的古长城做过详细的调查。他告诉我,这里确实有“古长城”,它大致是沿着陕西与湖北两省边界的大巴山支脉伸延,随着山脊的起伏转折,或隐或现于群岭密林之中,略呈自西南往东北的走向。艾先生说,这条古长城的总长度约300余公里。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鹞山与龙头山之间有一条土垄,它长约数十公里,高不过两米,宽约2米至3米不等,淹没于荒草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土龙”。2008—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初步认定,这就是楚长城的一部分,且修建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摄影/李宗献听到这个消息我颇为振奋,但艾先生随即又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这段‘古长城’绝不是楚长城。从县志和当地一本清代的民间笔记中,我推断它是清代修筑的边墙,是在18世纪末期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我颇为失望,但又不肯死心,因为这毕竟只是艾先生的一家之言,于是决定还是去实地看看。在白河县的东坝村,热情的村民们指点我,要看古长城,有两个地方比较完整:一处要向东走,走去竹山方向的“大路”,能看到很长的一段古城墙;另一处是向南,不过很多年没人走了,完全没有路,虽然只能看到不长的一段长城,但有城门,城门上还有字。我决定向南,去找那段有城门的长城,因为文字的记载往往能说明很多问题。我和同伴沿着古旧的石板路向山脊进发,小路越走越窄,渐渐隐没在树林草丛之中。汉江南岸的大巴山区气候湿润,少了人的侵扰,树木异常繁茂,即便是在冬天,我们的视线和脚步也总是被枝叶遮挡。我们沿着无路的山脊,在树丛中穿行,又突然遇上降雪,地上又湿又滑,苦不堪言。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在山脊上艰辛跋涉的两天中,我们发现了两段残长城的遗址。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我们找到了村民所说的城门,城门两边有副石刻的楹联“天开北阙人皆仰,马放南山鹤不惊”。文字是楷书。我感到非常失望,楷书是汉末才由古隶演变而成的,看来这段长城与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楚国无关了。历经艰险后终有所得的欣喜被这副楹联击得粉碎。经河南省南阳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等17个县市基层文物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初步调查出1026座疑似楚长城遗址。经考古调查确认,河南的楚长城遗址可以分为北线、东线和西线:北线自伏牛山主峰尧山沿南阳盆地北部边缘的伏牛山支脉向东,在今天的平顶山市鲁山县、叶县、舞钢市与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等地均有分布;东线自平顶山舞钢市石漫滩水库东端龙头,折转向南,分布于驻马店市泌阳县东部的五峰山、塔山、白云山、铜山一线;西线虽然调查了大量的山寨、古城址和烽火台等遗迹,但长城墙体分布线路还需进一步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补充、核实。山穷水尽,我开始怀疑楚长城是否只是后人的误读或者演绎?下山后,我整理思路,想起了一个细节:我们找到的几段残“长城”,凭肉眼观察,似乎能看出墙体分好几个层次,而且最上层的墙体明显窄于其下宽厚的墙体,像是在原有旧墙基础上修筑而成的。看来我在山上下的结论草率了些,会不会是后人利用了前人的劳动成果,在“楚长城”的墙基上修筑的这些石墙呢?我们继续到与白河县紧邻的旬阳县调查,与白河县艾文仲先生不同,旬阳县博物馆、县志办、文化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们,对这一带古长城的看法要谨慎得多,他们不肯给出什么结论,只给我们看《旬阳县志》。《旬阳县志》记载,旬阳境内的长城均为石长城,大致可分三类:与白河县交界地区的修建年代较晚,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白河知县严一青为防御白莲教起义军入境而筑的“界墙”;时代较早的部分,疑为清初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等,在郧阳西部山区拥立“韩王”,坚持抗清时所筑;时代最早的部分,有可能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为遏止秦国、确保灭庸国分得的上庸而筑……税晓洁等人为了考察楚长城遗迹,频频出没于荒野、深山等人迹罕至的地方,条件往往非常艰苦,于荆棘之处前行,在无路之处开路,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为了获得准确的一手数据,他们还需要攀援在陡崖之上的残墙上进行探查和测量。摄影/何银平于是又是一次又一次地实地走访,在曾经秦、楚两国的边界,也就是今天陕西、湖北两省的省界,秦巴山区高大连绵的山脊上,我们找到了大量的古老石墙,这些石墙时断时续,似乎真能连成一条长城。但是关于楚长城的说法却都只停留在“有可能”,缺乏考古证据。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比较确切的考古资料:2001年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十堰市博物馆和竹山县文化馆、竹溪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的湖北省“楚长城”遗址考古调查队,对竹山、竹溪两县境内古长城遗址(事实上也就是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这段古长城)进行过一次考古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范围内的长城遗址中,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物质遗存不明显,被竹溪县当作楚长城的关垭遗址附近的古城墙,修建年代不会早于明代。这样的考察结论,让我深感意外,也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关于楚长城的传说很多,但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是尚未找到?还是根本就不存在?难道所谓的“楚长城”竟是一个伪命题?只是后人对史籍的一种误读或者演绎?柳暗花明,河南用考古学的方法确认了楚长城2009年冬,我们怀着满腔疑惑,过汉水往北,奔赴河南省,继续调查。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先生2000年时,曾到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考察当地的“楚长城”遗址。董先生是一位奇人,曾经年累月徒步长城,出版过多部有关长城的专著。多年前,因为“徒步长江”,我得以结识董先生。听说我在调查“楚长城”,董先生推荐我去找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文化馆的尹彩春先生。与一般人印象中的长城不同,楚长城是以人工修筑的墙体连接山险、关堡为主体工程,加以烽火台、兵营、城址等重要组成部分,与古道路、古河流等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战略性军事防御体系。从外形上看,既有断续分布的山险墙。摄影/张华伟。尹彩春先生认为,楚长城是以列城为基础,以古道关隘为重点,与山岭相连结的军事工程。所谓列城即是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以为屯兵警哨之所,它的遗迹看上去就像一座座小山寨。楚长城的特点是虚实结合,虚的是山岭、深谷;实,指的是列城、关门和连接墙。寻找楚长城,必须要打破脑海中长城必须是很长一段实体城墙连在一起的概念,一般说,凡是山岭、古山寨、关隘、连接墙是在一条线上的,都可能为楚长城。尹先生还介绍说,经南阳、平顶山、驻马店等17个县市基层文物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初步调查出1026座疑似楚长城遗址。我们请尹先生带着去实地寻访,以县城为中心,开着越野车跑了一个星期,考察了几处遗址:南召县的云阳镇东、西花园村山寨明显的瓮城;口子垭关口的据险设关;鲁阳关及其附近的青石板古寨明显的连接墙;云阳小学院内的楚王行宫遗迹等。按图索骥,我们继续往东。从南召县到方城县,到叶县,再到舞钢市。我惊奇地发现,我们一路所见的“楚长城”遗址中有许多看上去都是古山寨的形式,直到进入平顶山境内的叶县和舞钢市,才找到一些不同的感觉。又有连绵的连接墙(上图摄影/张华伟),还有一些看上去则颇像一座座的“山寨”(下图)。在舞钢杨庄乡,文保员胡建银领着我们去看被当地人称作“土龙”的长城遗址。“土龙”看上去并没有城墙的样貌,而像是在不算很高的杂乱树林中,凸显出的一条两三米宽的“路”。细看,“路”上有些段落是很坚实的夯土,有些则是堆砌的乱石。胡建银家就在“土龙”旁边,他还带我们去看了他捡到的一些瓦罐陶片。同行的舞钢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省里前不久对这处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找到了它确属“楚长城”的证据。后来从参加本次考古发掘的专家那里我了解到,在平岭楚长城的这次发掘中,出土了不少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盂、杯、壶、豆、筒瓦等。墙体内还出有三棱铜镞1枚、铁镂铧3件,它们的年代为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这也初步判定了楚长城的年代。河南这次声势浩大的楚长城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第一次用科学手段确定楚长城在河南境内的分布状况、建筑结构、建筑特点、修筑时代等。楚长城在河南境内分布线路为西线、北线、东线三部分。北线、东线的分布比较清晰,长城主体绵延在叶县、方城、舞钢至泌阳县一带,总长约300余公里,修筑时代不晚于战国时期。而西线,虽然发掘了大量的山寨、城址等遗址,但分布线路还没有最终查明,从已发掘的遗址看,修筑年代最早的是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最晚的也不晚于战国中期。而河南楚长城建筑特点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土用土,无土用石。主体墙体多为土石混筑,也有纯土堆筑和纯石砌筑,土石混筑墙体又分夯筑和堆筑两类。舞钢平岭楚长城墙体就是夯筑而成的。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对楚长城建筑结构的查明:河南楚长城是以人工修筑墙体为主线,连以山险(山险指在地势险要之处,与墙体共同构成防御体系的山体、河流、沟壑等自然地物),共同构成庞大的防御天堑。地势海拔低的区域都修筑有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难以通行的地段,或利用稍经加工的山险墙,或直接利用山险构筑防线,充分体现了“用险制塞”的原则。也就是说尹彩春先生的推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确实不必把视线拘泥于连绵不绝的连接墙上,在汉江南岸,地势险峻的大巴山脉中,一些古山寨、一些小段的山险墙也可能是楚长城遗址!十堰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志军也认为:“基于本地区(湖北)的地理环境与地形地貌,完全成一条线的连贯长城大约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山势极其险要的地方建城墙,不太实际,也没有必要。本地区如果存在长城,可能就是天然与人工工程相结合。”这样的认知,给了我们在汉水南岸寻找楚长城的工作以莫大的启发和鼓舞。曙光乍现,汉水南岸的楚长城很可能就藏在星罗棋布的山寨中在汉水南岸,我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山险墙,也曾发现过数不清的古山寨,在崇山峻岭间,星罗棋布,数量之多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吃惊。湖北省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根据古籍对十堰市所辖五县一市的古山寨做了一个大致的汇总,发现几乎每个县、市、区均有数十座甚至一百多座古山寨:竹山县133座、房县68座、郧县(今郧阳区)85座……视野再扩大,在汉江南岸的茫茫大山深处,陕西安康、湖北神农架、宜昌、襄樊地区也都有数量惊人的古山寨。在河南省目前考古确认的楚长城中,南召县楚长城是线路最长、关城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南召楚长城遗址大部分为石城墙(干垒石),少数为土城墙,呈带状弓形分布于县境西部、北部和东部,沿线存有关隘近10处,城寨140余座,古道11条,口子门1处。摄影/田野我们实地考察了几十座山寨:郧西县北山寨,现存寨墙全长约300米,高处有七八米,低处不过1米,厚度超过2米,有完整的墙垛、墙内侧便道、城门、踏步等,这里曾出土过青铜兵器,而且建筑非常规整,一块块石头形状相同、大小相等,颇具标准化意味,很符合当年的秦律;旬阳县铜钱关镇,镇旁的山上,一两里路长的石墙连通着两个山头,两个山头上各有一个山寨,当地人叫双寨……因为司空见惯,目前这些古山寨一般还很少被当作“文物”,一直在主流文化研究者视线以外,少数有记载的山寨其年代多指向明清,认为是明清之际为防匪患而修筑的。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因为在研究当地资料时,我们发现在明、清两朝,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竟然曾经稀少到令人惊诧。以号称“千里房陵”的大县房县为例:清同治版《房县志》记载该县人口数量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户563,人2797;洪武二十四年户820,人4275;永乐十年(1412年)人3745;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户666,人3620……而从明清往前追溯,汉江流域的人口,却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多。有专家根据《汉书·地理志》等资料推算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水流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7.26人。虽不能与关中平原相比,但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在长江流域处于领先地位。之后,本地区人口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清末民初才达到秦汉时代的人口水平。本地区的人口史,是一个明显的U形曲线。那么人口数处于U形谷底时的明清,怎么可能有人力建得起数量如此众多的山寨呢?如果大胆地把它们的建造者猜想为先秦时代的楚人,从逻辑上看反倒更可信一些。所以我猜测,在那些隐匿于深山峻岭间的古山寨中,或许就有楚长城的遗迹。其后历代每逢战乱,又被后人重修加固,再次利用,最终留存至今。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玉德教授,也否定了鄂陕边界长城为清朝所修、是清地方官对付白莲教的观点,他认为楚长城修筑的时间段不能仅仅确立于一个朝代之中,楚长城有后世叠压层。武汉大学考古系余西成主任则认为:竹山关垭的古长城是由明代重修,但墙体有明显分层,古长城的底基可能更早。罗哲文先生说:“在中国长城系列中,楚长城永远是个谜,是个值得深入调查和研究的课题。”我想,随着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揭开谜底的时间不会太远了。寻找楚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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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网#标题分割#谈到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当属楚长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修筑的长城。但它的具体位置、形态、修筑年代等,多少年来一直充满了争论。本文作者税晓洁耗时十多年,几乎走遍了传说中楚长城的全线,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地方志、古籍和考古资料,试图穿透笼罩在其上的重重迷雾,对被罗哲文先生所说的中国长城系列中“永远的谜”——楚长城,做出自己的探索。在河南境内,在湖北陕西交界处,一条条或石砌或土堆的残墙矗立在无人的山野之中,默默无闻,毫不起眼,任凭岁月打磨掉它们曾经的光彩,任凭风雨将它们侵蚀得日渐沧桑。直到有一天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它们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显赫一时的“楚长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用或好奇或膜拜的眼光重新打量起它们来。摄影/田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参观北京慕田峪长城时,好奇地向陪同他的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询问:“这是不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董耀会答道:“不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楚长城。”那么,楚长城是什么样子?它在哪里?既然被称为“最古老”,它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何时呢?现在,提到长城的样子,一般人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些有着青砖城墙、巍峨敌楼、雄伟关城的长城,多为明长城;而提到长城的历史,目前人们广为所知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抵御北方的“戎狄”,下令修筑的秦长城。但你是否知道,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北方修建万里长城的同时,曾下令拆毁齐、楚、魏、赵、燕等国在各自边境上修筑的互相防御的“长城”,以利国家统一。也就是说,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就已有“长城”被修建。而其中最古老的长城,有专家考证,很可能当属楚国修筑的楚长城。东汉人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文字:“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即楚长城最早被叫做方城。而在《左传》中最早记载楚长城发挥作用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僖公四年夏(公元前656年),在齐桓公率七国联军伐楚之战中,楚国使臣屈完以“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阻退诸侯之师。除此之外,在《史记》、《国语》、《战国策》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中都能找到记录楚长城的文字,但因地面遗迹留存不多,很长一段时期内找不到关键的考古证据,因此对上述这些楚长城的文字记载,也有许多专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关于楚长城是否存在?具体位置在哪里?形制究竟是怎样的?学者们一直充满了争论。湖北省竹溪县锦鸡寨地处与大山余脉相连的独立山体之上,现存建筑属明清时期。寨墙用块石砌筑,依山而建,寨门朝北,进门有一弧形碉堡,残存二层,高约7米,有方形瞭望孔,均内大外小,长宽约0.5米。它是否为后人在楚长城的基础上重修加固、再次利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无心偶遇,我见到了被明确标为“楚长城”的长城2003年的一天,我为漂流汉江做前期调查时,开车行驶在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通往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公路上。行至两省交界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段“长城”,它是典型的明长城制式,两翼是厚重的青砖城墙,城墙上筑有连绵的垛口,中间是一座雄伟的关城,城门洞上题着的却是两个魏碑体的大字——“关垭”。305省道从门洞中贯穿而过,其上一辆辆汽车川流不息。《诗经·小雅·出车》有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有学者考证,这段文字就是关于我国“长城”的最早记载,并言明北方长城的作用在于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掠。从公元前7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征战不断,于是各国纷纷在自己的边境筑起长城以自卫。关于先秦时期各国长城的具体位置、修筑年代等,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争论,我们在图中标明的修筑年代和位置,也只是其中的一家之言。我对这段明显是现代仿作的长城产生了兴趣,于是停车细看,却发现这里赫然被标注为“楚长城”!门洞边竖着一座碑,上面写道:“……关垭为楚国边塞,两山夹持,一道中通,为楚长城之险要关隘……”落款为“竹溪县人民政府,公元二〇〇〇年九月”。修筑于公元2000年的“楚长城”,怪不得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我想,这又是一座牵强附会的“人造古迹”吧。沿着新修的水泥地面,我在这段短短的“长城”上随意走走,不料却有了新发现:极目四顾,关城两边尽是连绵的土垄,俨然是残墙形状,其上青苔斑驳,很多老树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墙中,土墙还不仅一道,而是有好几道,依稀围成一座瓮城的形状。难道这座遗址不是牵强附会的凭空建造,而是真的有据可依?我不由收起了小觑之心,转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竹溪县文化馆,我得知这里珍藏有已故文物工作者尹知乐先生留下的楚长城遗址手绘图,老先生在其中标明“楚长城”由“竹溪、竹山、丹江口,到邓县、淅川、镇平、内乡、南召、栾川、嵩山、鲁山……”研究长城的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在其所著《长城》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从今天湖北的竹山县开始,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总长将近一千里。从地理位置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的都城郢都的西北和东北面,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韩、魏的进攻是恰当的。”这些资料,都成了我其后“寻找楚长城之旅”最初的、也是最基础的指引。历尽艰辛,第一次寻找楚长城之旅在失望中落幕2006年初,我来到陕西省白河县,据传在县境内的山岭上残留有很多段古长城。因为这里与湖北竹山县接壤,在战国时代时而属于秦时而属于楚,成语“朝秦暮楚”原本说的就是这一带,所以要寻找文献中提到的从竹山县开始的楚长城,是绕不开这个区域的。上山采访前,我经人介绍拜访了白河县县志办的主任艾文仲。艾先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年前编修《白河县志》时,对山上的古长城做过详细的调查。他告诉我,这里确实有“古长城”,它大致是沿着陕西与湖北两省边界的大巴山支脉伸延,随着山脊的起伏转折,或隐或现于群岭密林之中,略呈自西南往东北的走向。艾先生说,这条古长城的总长度约300余公里。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鹞山与龙头山之间有一条土垄,它长约数十公里,高不过两米,宽约2米至3米不等,淹没于荒草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土龙”。2008—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初步认定,这就是楚长城的一部分,且修建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摄影/李宗献听到这个消息我颇为振奋,但艾先生随即又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这段‘古长城’绝不是楚长城。从县志和当地一本清代的民间笔记中,我推断它是清代修筑的边墙,是在18世纪末期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我颇为失望,但又不肯死心,因为这毕竟只是艾先生的一家之言,于是决定还是去实地看看。在白河县的东坝村,热情的村民们指点我,要看古长城,有两个地方比较完整:一处要向东走,走去竹山方向的“大路”,能看到很长的一段古城墙;另一处是向南,不过很多年没人走了,完全没有路,虽然只能看到不长的一段长城,但有城门,城门上还有字。我决定向南,去找那段有城门的长城,因为文字的记载往往能说明很多问题。我和同伴沿着古旧的石板路向山脊进发,小路越走越窄,渐渐隐没在树林草丛之中。汉江南岸的大巴山区气候湿润,少了人的侵扰,树木异常繁茂,即便是在冬天,我们的视线和脚步也总是被枝叶遮挡。我们沿着无路的山脊,在树丛中穿行,又突然遇上降雪,地上又湿又滑,苦不堪言。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在山脊上艰辛跋涉的两天中,我们发现了两段残长城的遗址。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我们找到了村民所说的城门,城门两边有副石刻的楹联“天开北阙人皆仰,马放南山鹤不惊”。文字是楷书。我感到非常失望,楷书是汉末才由古隶演变而成的,看来这段长城与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楚国无关了。历经艰险后终有所得的欣喜被这副楹联击得粉碎。经河南省南阳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等17个县市基层文物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初步调查出1026座疑似楚长城遗址。经考古调查确认,河南的楚长城遗址可以分为北线、东线和西线:北线自伏牛山主峰尧山沿南阳盆地北部边缘的伏牛山支脉向东,在今天的平顶山市鲁山县、叶县、舞钢市与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等地均有分布;东线自平顶山舞钢市石漫滩水库东端龙头,折转向南,分布于驻马店市泌阳县东部的五峰山、塔山、白云山、铜山一线;西线虽然调查了大量的山寨、古城址和烽火台等遗迹,但长城墙体分布线路还需进一步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补充、核实。山穷水尽,我开始怀疑楚长城是否只是后人的误读或者演绎?下山后,我整理思路,想起了一个细节:我们找到的几段残“长城”,凭肉眼观察,似乎能看出墙体分好几个层次,而且最上层的墙体明显窄于其下宽厚的墙体,像是在原有旧墙基础上修筑而成的。看来我在山上下的结论草率了些,会不会是后人利用了前人的劳动成果,在“楚长城”的墙基上修筑的这些石墙呢?我们继续到与白河县紧邻的旬阳县调查,与白河县艾文仲先生不同,旬阳县博物馆、县志办、文化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们,对这一带古长城的看法要谨慎得多,他们不肯给出什么结论,只给我们看《旬阳县志》。《旬阳县志》记载,旬阳境内的长城均为石长城,大致可分三类:与白河县交界地区的修建年代较晚,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白河知县严一青为防御白莲教起义军入境而筑的“界墙”;时代较早的部分,疑为清初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等,在郧阳西部山区拥立“韩王”,坚持抗清时所筑;时代最早的部分,有可能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为遏止秦国、确保灭庸国分得的上庸而筑……税晓洁等人为了考察楚长城遗迹,频频出没于荒野、深山等人迹罕至的地方,条件往往非常艰苦,于荆棘之处前行,在无路之处开路,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为了获得准确的一手数据,他们还需要攀援在陡崖之上的残墙上进行探查和测量。摄影/何银平于是又是一次又一次地实地走访,在曾经秦、楚两国的边界,也就是今天陕西、湖北两省的省界,秦巴山区高大连绵的山脊上,我们找到了大量的古老石墙,这些石墙时断时续,似乎真能连成一条长城。但是关于楚长城的说法却都只停留在“有可能”,缺乏考古证据。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比较确切的考古资料:2001年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十堰市博物馆和竹山县文化馆、竹溪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的湖北省“楚长城”遗址考古调查队,对竹山、竹溪两县境内古长城遗址(事实上也就是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这段古长城)进行过一次考古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范围内的长城遗址中,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物质遗存不明显,被竹溪县当作楚长城的关垭遗址附近的古城墙,修建年代不会早于明代。这样的考察结论,让我深感意外,也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关于楚长城的传说很多,但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是尚未找到?还是根本就不存在?难道所谓的“楚长城”竟是一个伪命题?只是后人对史籍的一种误读或者演绎?柳暗花明,河南用考古学的方法确认了楚长城2009年冬,我们怀着满腔疑惑,过汉水往北,奔赴河南省,继续调查。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先生2000年时,曾到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考察当地的“楚长城”遗址。董先生是一位奇人,曾经年累月徒步长城,出版过多部有关长城的专著。多年前,因为“徒步长江”,我得以结识董先生。听说我在调查“楚长城”,董先生推荐我去找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文化馆的尹彩春先生。与一般人印象中的长城不同,楚长城是以人工修筑的墙体连接山险、关堡为主体工程,加以烽火台、兵营、城址等重要组成部分,与古道路、古河流等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战略性军事防御体系。从外形上看,既有断续分布的山险墙。摄影/张华伟。尹彩春先生认为,楚长城是以列城为基础,以古道关隘为重点,与山岭相连结的军事工程。所谓列城即是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以为屯兵警哨之所,它的遗迹看上去就像一座座小山寨。楚长城的特点是虚实结合,虚的是山岭、深谷;实,指的是列城、关门和连接墙。寻找楚长城,必须要打破脑海中长城必须是很长一段实体城墙连在一起的概念,一般说,凡是山岭、古山寨、关隘、连接墙是在一条线上的,都可能为楚长城。尹先生还介绍说,经南阳、平顶山、驻马店等17个县市基层文物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初步调查出1026座疑似楚长城遗址。我们请尹先生带着去实地寻访,以县城为中心,开着越野车跑了一个星期,考察了几处遗址:南召县的云阳镇东、西花园村山寨明显的瓮城;口子垭关口的据险设关;鲁阳关及其附近的青石板古寨明显的连接墙;云阳小学院内的楚王行宫遗迹等。按图索骥,我们继续往东。从南召县到方城县,到叶县,再到舞钢市。我惊奇地发现,我们一路所见的“楚长城”遗址中有许多看上去都是古山寨的形式,直到进入平顶山境内的叶县和舞钢市,才找到一些不同的感觉。又有连绵的连接墙(上图摄影/张华伟),还有一些看上去则颇像一座座的“山寨”(下图)。在舞钢杨庄乡,文保员胡建银领着我们去看被当地人称作“土龙”的长城遗址。“土龙”看上去并没有城墙的样貌,而像是在不算很高的杂乱树林中,凸显出的一条两三米宽的“路”。细看,“路”上有些段落是很坚实的夯土,有些则是堆砌的乱石。胡建银家就在“土龙”旁边,他还带我们去看了他捡到的一些瓦罐陶片。同行的舞钢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省里前不久对这处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找到了它确属“楚长城”的证据。后来从参加本次考古发掘的专家那里我了解到,在平岭楚长城的这次发掘中,出土了不少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盂、杯、壶、豆、筒瓦等。墙体内还出有三棱铜镞1枚、铁镂铧3件,它们的年代为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这也初步判定了楚长城的年代。河南这次声势浩大的楚长城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第一次用科学手段确定楚长城在河南境内的分布状况、建筑结构、建筑特点、修筑时代等。楚长城在河南境内分布线路为西线、北线、东线三部分。北线、东线的分布比较清晰,长城主体绵延在叶县、方城、舞钢至泌阳县一带,总长约300余公里,修筑时代不晚于战国时期。而西线,虽然发掘了大量的山寨、城址等遗址,但分布线路还没有最终查明,从已发掘的遗址看,修筑年代最早的是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最晚的也不晚于战国中期。而河南楚长城建筑特点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土用土,无土用石。主体墙体多为土石混筑,也有纯土堆筑和纯石砌筑,土石混筑墙体又分夯筑和堆筑两类。舞钢平岭楚长城墙体就是夯筑而成的。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对楚长城建筑结构的查明:河南楚长城是以人工修筑墙体为主线,连以山险(山险指在地势险要之处,与墙体共同构成防御体系的山体、河流、沟壑等自然地物),共同构成庞大的防御天堑。地势海拔低的区域都修筑有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难以通行的地段,或利用稍经加工的山险墙,或直接利用山险构筑防线,充分体现了“用险制塞”的原则。也就是说尹彩春先生的推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确实不必把视线拘泥于连绵不绝的连接墙上,在汉江南岸,地势险峻的大巴山脉中,一些古山寨、一些小段的山险墙也可能是楚长城遗址!十堰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志军也认为:“基于本地区(湖北)的地理环境与地形地貌,完全成一条线的连贯长城大约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山势极其险要的地方建城墙,不太实际,也没有必要。本地区如果存在长城,可能就是天然与人工工程相结合。”这样的认知,给了我们在汉水南岸寻找楚长城的工作以莫大的启发和鼓舞。曙光乍现,汉水南岸的楚长城很可能就藏在星罗棋布的山寨中在汉水南岸,我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山险墙,也曾发现过数不清的古山寨,在崇山峻岭间,星罗棋布,数量之多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吃惊。湖北省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根据古籍对十堰市所辖五县一市的古山寨做了一个大致的汇总,发现几乎每个县、市、区均有数十座甚至一百多座古山寨:竹山县133座、房县68座、郧县(今郧阳区)85座……视野再扩大,在汉江南岸的茫茫大山深处,陕西安康、湖北神农架、宜昌、襄樊地区也都有数量惊人的古山寨。在河南省目前考古确认的楚长城中,南召县楚长城是线路最长、关城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南召楚长城遗址大部分为石城墙(干垒石),少数为土城墙,呈带状弓形分布于县境西部、北部和东部,沿线存有关隘近10处,城寨140余座,古道11条,口子门1处。摄影/田野我们实地考察了几十座山寨:郧西县北山寨,现存寨墙全长约300米,高处有七八米,低处不过1米,厚度超过2米,有完整的墙垛、墙内侧便道、城门、踏步等,这里曾出土过青铜兵器,而且建筑非常规整,一块块石头形状相同、大小相等,颇具标准化意味,很符合当年的秦律;旬阳县铜钱关镇,镇旁的山上,一两里路长的石墙连通着两个山头,两个山头上各有一个山寨,当地人叫双寨……因为司空见惯,目前这些古山寨一般还很少被当作“文物”,一直在主流文化研究者视线以外,少数有记载的山寨其年代多指向明清,认为是明清之际为防匪患而修筑的。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因为在研究当地资料时,我们发现在明、清两朝,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竟然曾经稀少到令人惊诧。以号称“千里房陵”的大县房县为例:清同治版《房县志》记载该县人口数量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户563,人2797;洪武二十四年户820,人4275;永乐十年(1412年)人3745;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户666,人3620……而从明清往前追溯,汉江流域的人口,却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多。有专家根据《汉书·地理志》等资料推算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水流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7.26人。虽不能与关中平原相比,但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在长江流域处于领先地位。之后,本地区人口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清末民初才达到秦汉时代的人口水平。本地区的人口史,是一个明显的U形曲线。那么人口数处于U形谷底时的明清,怎么可能有人力建得起数量如此众多的山寨呢?如果大胆地把它们的建造者猜想为先秦时代的楚人,从逻辑上看反倒更可信一些。所以我猜测,在那些隐匿于深山峻岭间的古山寨中,或许就有楚长城的遗迹。其后历代每逢战乱,又被后人重修加固,再次利用,最终留存至今。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玉德教授,也否定了鄂陕边界长城为清朝所修、是清地方官对付白莲教的观点,他认为楚长城修筑的时间段不能仅仅确立于一个朝代之中,楚长城有后世叠压层。武汉大学考古系余西成主任则认为:竹山关垭的古长城是由明代重修,但墙体有明显分层,古长城的底基可能更早。罗哲文先生说:“在中国长城系列中,楚长城永远是个谜,是个值得深入调查和研究的课题。”我想,随着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揭开谜底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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