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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08-23 22:27:43  【字号:      】

www.33rfd.com_www.33rfd.com-【提供最佳的】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口述史|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标题分割#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报道组专访。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梁振英汉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口述时间2019年4月3日中午口述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原标题: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见证深圳巨变深圳晚报2019年04月19日讯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壹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胶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第一次来深圳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给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3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1984年,梁振英(左六)与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访问深圳市政府,就深圳市发展有关问题交流。贰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7亿元到2018年突破2.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在我8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闯、敢创。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梁振英在深圳讲课。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对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与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等的出现,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当时,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缓解城市建设造成的巨大资金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了“向土地要资金”的尝试,率先进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让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经萌芽。1980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到深圳参加会议。当时,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房地产开发发展起来。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托外商成片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试验。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也沒有通过市场的公开竞价形成市场价格,依然是行政划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向更深一层突破。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在深圳办了两个培训班,介绍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土地拍卖,当时我和刘绍钧陪同深圳的考察团观摩了香港土地拍卖会现场,并向他们介绍香港土地拍卖的程序、准备等情况。由于我的专业背景,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槌子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以此纪念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成功举行。前不久,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展览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香港测量师协会送给深圳的、“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过去,我们抱着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内地一路高歌猛进,香港也从未缺席,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不断调整变化,实现了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的繁荣,两地相辅相成,演绎出了各自的精彩。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内地第一个企业来到香港上市,通过香港交易所融资,当时它对资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资金池还可以满足需要。到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到香港上市,当时香港的资金池不可能满足其需要,于是香港就带着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在国际市场向世界推荐工商银行上市的投资机会,如此也逐渐推动香港从一个资金的“小池塘”变成了聚拢“汪洋大海”国际资金的管道,强化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香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入,香港还可以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继续提供借鉴和参考。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动瞄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引入各种各样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2014年,我到瑞典访问期间,参观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著名医学院,自1901年起就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我就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但对方又担忧不能适应内地的体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国香港合作,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快,这件事情就谈成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落地香港。当时香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员,定了三个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内地、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年轻科学家。这就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及国际网络,除了为国家输送本身的资金、人才及管理经验外,内地还可以通过香港寻找海外资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化与海外的科创合作。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香港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香港也会变得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我在香港创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前段时间,我们组织香港的一批老师到大湾区走了一圈,参观了大湾区很多先进企业和先进科技。很多老师在总结行程时,非常兴奋,并且把这种惊喜之情在课堂上传递给了香港的中学生。今年3月1号,我们接着组织了第一批“香港中学生“闪游”大湾区”先导团,一共90名香港中学生到广州游览。他们参观了广汽研究院、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花城广场等广州科技创新企业和重要地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由于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为主。每年不少优秀的工程学院学生毕业后,做地产代理、保险代理,或到金融机构里重新学习、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维修电梯。如此一来,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浪费了不少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城市的制造业就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未来三年,我们将组织安排香港100所中学,近1万名学生到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闪游”,了解当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也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很明确信息: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旅游、交友,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学校都可以放心。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月20日上午八时二十分,世界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公司所属的“马曼”轮首次靠泊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在顺利完成321标准箱的装卸作业后驶往上海港。  为什么是舟山?大自然造了怎样的一个舟山?  藉“蓝色崛起群岛行”大型新闻采访活动之机,本报记者跨海走岛、访学者、问权威,试着对舟山所处地域、所具地理、所拥财富,作多篇幅、全方位、多视角的解读,希冀用我们的记录,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我们所居住的、所建设的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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